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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白话文写作上朱自清先生很看重标点符号的作用,他认为,标点符号和从前的圈点或句读符号不一样。后者只是加在文字上,帮助读者的了解;对于文字的关系是机械的。前者却是用在文字里,帮助写作者表达情思;对于文字的关系是有机的。因为用了标点符号,才有了新的“句”的观点。现在还有些人不大会用标点符号,先写好了文字,再去标点起来。这真是所谓“加”标点了。后“加”标点的文字里,往往留着旧白话的影子。他把这原因之一归于当初由胡适起草的标点符号施行条例,因为其中所举的例句都是古书和文言,加上一些旧小说的白话,现代的白话文似乎没有。他认为这种例句“加”上标点符号,究竟很不自然,不能充分表示每种标点符号的用处。而白话文之所以成为白话文,标点符号是主要成分之一。能用标点符号的人,将标点符号当作文字的一部分,不当作文字外的东西。他们写作时,随着句读标点下去;这是“用”进去,不是“加”上去。这些人的文字,现代化的成分大概要多些[7]。
30年代,在白话文发展过程中的“欧化”倾向引发了激烈的讨论。朱自清先生对此则从时代发展的角度去加以探讨。他的态度应该也与他曾在英国专修过语言学有关系。他认为时代处于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现代化的语言是比旧文言旧白话复杂得多、精密得多”。这种精密也体现在文法的现代化上,即体现了分析的精神。他将白话文的欧化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是模仿欧化语法,一般人行文时,往往有牵强不过的词汇,读起来感觉非常蹩扭。第二个时期注意到欧化的方法,如徐志摩的文章就是代表这个时期的成功作品。他在批评一些人的“欧化”是堆砌形容词,使人眼花缭乱,语句艰涩等等的同时,也提出:现代写作的人,大约不止我一个,似乎都多多少少徘徊于所谓“欧化”与熟语化两条路中间。他们求清楚,不得不“欧化”;他们求亲切,又不得不熟语化。怎样才能使“欧化”与熟语化调和得恰到好处,还待研究和练习。这是留心语言现代化的人所应当努力的。白话文不但不全跟着国语的口语走,也不全跟着传统的白话走,却有意的跟着翻译的白话走。这是白话文的现代化,也就是国语的现代化。中国一切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语言的现代化也是自然的趋势,是不足怪的。语言的“欧化”在适应和发展现代生活上也是必要的,不得不然的。
白话文的“欧化”倾向是由于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汇融合,而翻译是介绍外国的文化到中国来的“第一利器”,朱自清先生写了《译名》一文,专门谈名词术语的翻译问题。谈到借用外语时,朱自清先生认为:原来中国的六书文字同西洋音标的文字性质本是格格难入,同他们的交通又很晚。以前同中国交通的大概都是文化低下的国,没有什么新语输进来;只有汉到六朝之间,印度哲学输入,佛经译出的很多;结果也只是在中国文字里添了许多新词,并没有借用梵语的所在。直到近几十年,才有借用日本名词的现象。至于西洋文字,因为同中国的文字相差的实在太远了,所以一直没有借用的事情。他们的音形都差的太厉害,就是借过来,要叫他普遍通行,让人人明白他的意义,恐怕是千难万难呢!主张
直接用外国原名的人,以为这样可以免了许多意义上的剥削,省了许多劳力。但是免了,省了,却不能有效了,思想不容易传播了。学术上的名字,十分之九是中国没有的;要说借用,借用的字数一定非常之多;满眼是借用字了。懂外国文的,不愿意看这四不像的东西,不懂的人格外不懂,思想传播反阻碍了。朱自清先生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暂在相当的译名的底下附写原名———让懂他的知道,也可以借此矫译名歧异的弊;又可以渐渐教中国文有容纳外国字的度量;那不懂外国文的,也不至于向隅;这样才可以收普及之效。人名地名虽不必义译,也要拿中国字切出他的音。切汉音并不足损真,反能帮助他普及。总之,我们做翻译的事情,是要介绍思想给那些大多数不懂外国文的人,是要促进国语的科学哲学的发展,认定这个主意便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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