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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朝换代”这个词在中国人心中的意义也许和其他任何民族不同。中国道德的根基就是“忠”和“孝”。君存与存，君亡与亡，此乾坤之大义。一女不嫁二夫，一臣不事二主，改朝换代对每个人特别是每个士大夫来说都是一个考验。改朝换代就像一个巨大的刑具，每隔一二百年，中华民族就要被缚上去，生割活剥，从一个家族的权力骨架上剥下来，移植到另一具骨架上。虽然每一次都会有无数的人“投井”，“堕城”，“阖家自焚”，然而，大多数人最终还是得选择屈辱地活下来。这对大部分国民来说，无疑是一个人格受挫和自我否定的过程。
不幸的是，中国的皇位实在太诱人了，历代皇帝都为保住皇位绞尽脑汁，然而改朝换代之频繁还是独一无二。不要说没有日本那样的万年一系，甚至也远不如古代朝鲜王朝那样稳定。自唐亡之后，中国历经五代十国两宋元明清。仅仅唐宋之间短短的54年，中国北方就换了梁唐晋汉周五个王朝。其中最短的后汉只存在了四年。
再好的钢材，你反复弯折它也会金属疲劳。再质朴的民族，在这样不断的尴尬面前也会变得冷漠。中国人的自尊和自信，本来是建立在忠孝为本的道德之上的，然而每一次改朝换代，都是对“忠义”的摧残，都是对 “投降”的奖励。“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次摧折。走马灯式的攘夺皇位，使血性一次次被嘲讽，使越来越多的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坚持、相信和认真。单纯和刚烈在这一次次弯折中渐渐消退，维系这个社会的道德纲常日渐被架空。不管从哪个方向来的大兵进城，都会有人熟练地插上顺民的牌子，摆上香案，跪在城门两边迎接。尽管这是极为少数的民族败类。
然而更大的惊诧还在后面。宋朝之后，跪迎大军的天朝子民两度发现马上的征服者居然是曾经臣服于中原王朝，嗜食腥膻的游牧“蛮族”。对于中原人来说，这又是一次新的巨大的心理打击。在蒙古铁骑野蛮的屠城面前，原来的天朝大国的子民只得接受被列为“末等公民”的耻辱，忍受长达百年的蒙古贵族**。满洲人南下，汉族人的境遇更为难堪。每个人都得把以前“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头发剃去，只留下头顶铜钱大一点，梳成一根辫子，作“金钱鼠尾”式。
忍辱偷生的生存状态下人格健康当然要受损。宋朝虽然衰弱，却出现了杨家将、岳飞、文天祥这样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草根民众的抗争也风起云涌。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了灵魂和身体的分裂。他们越来越熟练地把大道理和实际行动分开。越来越多的中国式智慧发展起来，比如“好死不如/赖活着”，比如“唾面自干”，比如“退一步海阔天空”，比如“个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谁又能说抗日战争期间出现那么多大大小小的汉奸，纯属历史偶然呢？
和改朝换代、异族入侵交错相伴的，是专制统治的日趋严密。
从秦始皇开始，几乎每一代皇帝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怎么样才能保证皇位永远不让他人染指？
这个问题是秦朝之后一千三百年间中国政治的全部焦虑所在。每一个皇帝都为此夜不安枕。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千方百计扼杀民众的活力，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社会稳定。为此，就要防止人们独立思考，阻止人们自发组织，消灭任何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势力。
不论统治者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人口比多么微小，然而只要他掌握了绝对权力，社会就会不可避免地向着他所希望的指向发展。不管这个方向是多么荒谬，对绝大多数人们来说是多么的不合理。于是，一千三百年间，中国社会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向越来越严密的专制和越来越死寂的僵化。
继秦始皇创立了大一统制度以后，汉武帝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推行思想专制。唐太宗通过科举制度，把全社会的智力资源集中到功名利禄这一个指向，有效地防止了智力活动的多极多向发展。元朝皇帝们强化里甲和连坐制度，不许汉人使用兵器，甚至不许用菜刀。朱元璋则取消了丞相制，凭借小农本能，把中国社会蜕变成了一个大村子，他自己充当事事都要管的村长。全国老百姓穿什么样的衣服，住什么样的房子，房后种什么树，院子里养几只鸡都得由他一人规定。清代干脆连内阁也取消，彻底把天下变成一个人的天下。为了不让人们乱说乱动，清代最伟大的三代帝王康熙、雍正、乾隆更是把文字狱推向极峰。一个道士提出人是用大脑思考而不是用心思考，被康熙认为是“危险人物”处决。精神病患者发病时自称皇帝，被乾隆凌迟处死。文字狱的盛行甚至使朝廷的大臣们之间都不敢相互通信，不敢写日记，生怕被人抓住把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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