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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的上级教育主管部门要表示本地区教育办得好，就要向下面的学校要成绩，就要将压力施于学校。首先，由上级教育部门对辖区学校进行考试成绩的排名，每次期中期末统考、中高考成绩必要上报，然后按考试成绩将学校分出三六九等，分出重点非重点，分出示范非示范校。试想一所学校如果考不上几个重点，在择校风愈刮愈猛的形势下，就会没名气、没生源、没收入，老师的饭碗也保不住。于是学校要出成绩，就要将自己的压力施于教师，将教师的教学成绩进行排名，通过对学生考试成绩的排名，来分出教师的优良中差。一个老师，只要所任教的学生的考试分数名列前茅，他在学校里就有说话的权利，各种奖励、表扬也会纷至沓来，否则，随时都有“靠边站”、“走人”的危险。这是一个数字时代，数字出优秀，数字出政绩，数字联着工资、奖金、职位、职务，于是，教师要出成绩，压力自然施与学生。学生于是成了最后的，程度最深的，自上而下背负压力最重的受害者。
先看以下一组数字：
北京某示范中学的初中毕业年级，第一学期5个月内，共有三次月考、两次全区统考，每天一次共约100次日考，零星小测验约40次。5门考试学科一个学期约700张复习试卷，平均一天4张试卷（不算练习册、习题、作文等作业）。其中仅一门学科因为元旦放假三天就发给学生约30张试卷。学生很少在11点以前睡觉。
山东某重点中学的高一年级（非毕业年级），包括非住校学生也是每天14节课。孩子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6点全体上早操，6点半上早自习到晚上10点放学。几乎没有节假日，隔两周才可以在周日休息半天，平时周六不放假。
这样沉重的学习，换一个大人又能承受得了吗？
再听听学生的心声（选自作文）：
生一：“我是一只小小的书包，屈指数来，我已经跟随主人6年了…随着学习的压力加重，我的肚子里再也找不到那些手工工具、小人书了…文学杂志和世界名著也拿走了，来了一批新朋友。它们是《数学题库》、《英语新编》、《中考热点》…主人天天做啊做啊，真是让我觉得替她压抑啊！”
生二：“说实话，为学习我没少挨打。那会儿学校较差，我本来在学校还净挨打呢。为学习，老师再给家长来一CALL，得了，这买一送二，回家我妈先来打一顿，明早上我爸下班回来再一顿臭揍，而且不带缓刑的…爸爸常常拿他小时候一边编席子一边写作业来说事，说实话，我宁愿编席子也不愿学习！”
学生们在题海里挣扎，在书山上爬坡时，能不受到个性的压抑和思想的泯灭吗？有多少孩子还能视学习为乐事，体会到与同学、老师交流交往的愉悦，进而对校园产生留恋之情呢？
三看老师们的应对：
某公开课，为了体现课的“新”，体现出学生的“动”，体现课改“自主合作探究”的精神，主讲老师必要先研究琢磨让这节课怎样热热闹闹，然后再在某班试讲。学科任课老师必要先听课，指出课的不足之处。大到教学设计，小到教师的一个表情，无一疏漏，然后再换班试讲，直到滴水不漏之后，才隆重推出，这样满堂的师生互动当然赢得专家们的一致喝彩。不过，这是表演，平时的课，老师们是不会这么上的。
毕业年级的教研活动中，老师们竖着耳朵聚精会神地聆听教研员的讲话，生怕漏过一点关于考试的最新信息,捕捉着与考试有关的蛛丝马迹。要知道，考试后上级和学校是根据分数来排学校和班级名次的，数字都精确到了小数点后面的两位数。虽然老师也关心一下“怎样教”，但那是应对上级“如何落实课改”的，最关心的话题还是“怎样考”。
办公室里，老师们仔细研究教研员的指示，根据各种考试说明来分析什么考，什么不考。再决定什么讲什么不讲。进而制出一张又一张复习试卷，雪花似地纷纷扑向无所适从的孩子们。或者拟定各种补课方式，周末补、午间补、寒暑假补……
记得当初推进新课程时，专家、学者们纷纷走出闭门造车的书斋学院，走马灯似的，你方唱罢我登台，不亦乐乎，大力宣讲新课程各种“理念”，可是，当他们功成名就、盆钵盈满之后，就少见了人影儿，留下他们的理念让一线老师们自己去实施，去摸索。如果老师们实施得好（其实也就是做得成功漂亮的公开课、写得夸大其词的案例），固然是欣喜，便以为学生从此可以丢掉沉重的书包，在新课程下快乐、自主、轻松地学习；如果老师们在实施中遇到种种困惑或提出一些尖锐意见需要专家来指点迷津或拿出对策时，专家们就以“实践要靠自己去摸索”，“没有现成的模式照搬”之类的话语闪烁其词。可见，新课改如果仅仅局限于学校内部，不能广泛地深入人心，只靠一线教师绞尽脑汁地让自己的课出点花样，并不能达到目的。如果仅要求教师在课堂上来一个“新课程”，而其他相关措施涛声依旧，让老师们带着脚镣手铐跳舞，还要跳得高兴跳得轻松，结果可想而知。最后苦的是老师，而最最苦的则是孩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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