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看到的一段有趣文字：

一位大妈读完《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后说， “看了这么久《红楼梦》，现在才搞清楚秦可卿是从前太子的女儿”。“专家说刘心武说得不对，是一家之言”，儿子解释。大妈愣了一下，然后不以为然地说：“那又怎样，反正我觉得他讲得挺好，以前也没听哪个专家像他这样解释得头头是道呀。”说话的那个语气就像超女们的fans在打嘴仗，玉米们说，我知道李宇春唱得没张靓颖好，但是我们就喜欢她，怎么着？

“红学家”刘心武的出现，为今年的红学热浇了一勺油。他10年研究的结论是，解读《红楼梦》应从秦可卿入手，并把自己的研究称为“秦学”。在红学家的一片质疑和不屑中，且不管老刘是不是在“意淫”秦可卿，他的著作销量明显节节升高。即使在学术上标新立异得像李宇春那样，只要有人接受，那就仍然可以有自己的市场——“天生我才必有用”。怪不得这几年为艺术而艺术的人少，诗人们也差不多快下岗了。

其实今年，真正的红学家们也是著述颇丰，比如九十多岁的老先生周汝昌。1月，他在《周汝昌梦解红楼》(漓江出版社)中为读者解说诸多《红楼》之谜，同时又推出《红楼十二层》(书法出版社)，把多年来的研究理解分成十二层一一解读，6月，《和贾宝玉对话》(作家出版社)又是他情迷《红楼梦》的又一部力作……

和刘心武一样，周汝昌先生出书也遭质疑——在《定是红楼梦里人》的编后记中，老先生的女公子介绍：此书老人家从2004年3月18日开始写，到2004年4月20日完成，并宣布老先生2005年将出版8本红书。这段话中有两个亮点，一是这本大著的写作时间居然只有短短的一个月；二是一年出八本红书。老先生身体状况并不算好，双耳失聪，视力微弱，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不废著书立说，当然足以引起我辈后生的尊敬，可是一个月完成一本新著，一年出8本书，让人怀疑其中的无泡沫。

有位好事者又拿了最新的《红楼十二层》回家找书细细查对，该书收文75则，有64则见之于《岁华晴影》等10种作者先前的著作，还有11则是否旧作因笔者阅读未广尚不能确认。“把旧文拼来拼去一本本地重编，这就是一年出8本红书的不二法门？老先生旧著极多，就照这个样子打乱秩序重编，其实何止一年8本，新书的排列组合简直是无穷无尽”。

我很想替老先生说句公道话，这位九十多岁的红学大家，怎么会为了一点版税而落下口实。善意地补充一句，几本老先生的新作，都是由出版公司操作出版的。曾有一位出版界的专业人士估计，《红楼梦》至今全球发行应该有上亿册之多，仅出版《红楼梦》一书至少就在几十亿元的产值。而在坊间，更是早有“一本《红楼梦》究竟养了多少红学专家”的疑问。围绕“红学”研究，不知不觉间已形成了一条巨大的产业经济链，足以说明《红楼梦》在“现代思维”的开发下，早已经变成一座红楼“金”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