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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正同志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起从事中学语文方面的教学、编辑、研究工作,前后40多年,对于这40多年里我国中学语文教育工作中的成就和不足十分了解,写下了大量文章,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就有100多篇。这些文章涉及的面很宽,性质也多种多样。通观国正同志的语文教育思想,最突出的是在中学语文课的基本训练上,强调一个“实”字和一个“活”字。我想,这就是本书命名为“实和活” 的缘故。 语言是一种工具,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对这种工具的特殊性的认识,还需要进一步加深。初步看来,语言工具的特殊性至少是: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交际的工具,或者说是负载和传递信息的工具;而语言的运用,离不开人的参与,人的思想感情、阅历和素养的参与。这种复杂性,决定了语言的基本训练不单单是一种技术训练,而要联系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既一丝不苟、扎扎实实,又生动活泼、不拘一格。 我体会,“实”,指语言训练要下苦功夫、笨功夫。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语言这东西,不是随便可以学好的,非下苦功不可。”语言训练讲究一个“实”字,是语言工具的复杂性决定的。语言既然是工具,使用工具就是一种技能。任何技能都必须具备两个特点,一是正确,二是熟练。不正确就不能获得所要求的效果,不成其为技能。不熟练,也就是说,有时候正确,有时候不正确,或者虽然正确,却不能惟妙惟肖,使人喜闻乐见;不能很快作出反应,落后于时机,那也不成其为技能。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以及一切技能都是一种习惯。凡是习惯都是通过多次反复的实践养成的。这多次反复的实践,就是要下苦功、笨功。所有学习语文的成功经验,都证实了这一点。“过去那些做学问的人,不但要背四书五经,有的还要背(说文》,背《尔雅》。苏东坡的文章、诗词都写得很洒脱,嘻笑怒骂皆成文章,似乎不是从苦功中出来的。但据说,他抄(汉书》就抄了许多遍。”有的同志认为,在科学发达的今天,提倡下苦功夫、下笨功夫,是一种落后的观念。国正同志回答说:“在还不能以切实有效的新办法取而代之之前,这下苦功夫、下笨功夫是万万不可忽视的。语文教学,要指导学生扎扎实实地练好基本功,字、词、句、篇,听、说、读、写,样样都不能马虎。这好比学绘画时练习素描,要先掌握准确地摹写物象的本领,有了这个基础才谈得上创作。这个基础不牢,则搞创作如同在沙上建塔,是很不可靠的。”求“实”的同时,还要求“活”。训练要刻苦,但不要搞得呆板、机械,而要生动活泼地进行。这“活”,是搞好语文训练的关键。 怎样才算得“活”呢?国正同志说:“就课堂教学来说,教学要能拨动学生的心弦,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是我教你学,也不是我启你发,而是教与学双方做到和谐的交流。教师引导学生,学生也推动教师;教师得心应手,学生如坐春风。双方都欲罢不能,其乐融融。达到这个境地,教师不仅说一是一、说二是二,而是稍加点拨,学生就会主动求索,举一反三,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怎样才能做到“活” 呢?国正同志认为,有科学问题,也有艺术问题。至少要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要把语文看成是活的学习对象。 语文的运用,有严格的规范,也有很大的灵活性。生活是动态的,波澜起伏的,反映并服务于生活的语文也是活泼的,不是凝固的。古人把语文的运用比做‘行云流水’,很有道理。中学生自然还谈不到‘行云流水’,但是,持这种活的观念,可以避免刻板化,使思路活泼起来,对教和学都有好处。” “第二,要把学生看成是活的教学对象。且住,学生自然是活的,有谁会弄错吗?有,有些老师实际上把学生看成只能被动纳物的书橱,低估或者无视他们的能动作用。要充分估计学生的理解力。目前我们语文课准备教给学生的东西,其中大部分是学生已经理解或者经过自学能够理解的。在这种情况下,教师仍要掰开揉碎地讲,学生难免倒胃口。还要充分估计兴趣在学习中的作用。增进了兴趣,学生就会主动地去钻研。兴趣,能使学生坚韧,能使学生聪敏,能使学生快乐,足以化难为易,易重为轻,溶苦为甜。” “第三。要把语文教学同生活密切地联系起来。语文训练,联系生活则生动活泼,脱离生活则死气沉沉。具体地说,读(包括听)是通过语文认识生活和学习怎样生活;脱离生活,读就变成无意义的活动,吸收和鉴赏都失去辨别优劣美恶的基本标准、写(包括说)是运用语文反映生活、表达自己的见解,并服务于生活;脱离生活,写就变成无源之水,技巧就变成无所附丽的文字游戏。而与生活相结合,则读有嚼头,写有源头,全局皆活。至于思想教育,那更是只有与生活和思想相结合才能奏效的。” 这三条不是并列的,第三条是实和活相结合的重要契机。可是正是这一条,尚未得到普遍的重视。这是因为多少年来的语文教学,在结合生活这一方面重视不够,过去在科举制度下,语文教学可以说是完全脱离生活的。那时学写八股文,为圣人立言,作文就是依据圣人之言加以推演。八股文的最大特点就是脱离生活,言之无物,说空话,说套话。这种弊病的影响,今天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消除。叶圣陶先生很早就表述了语文教学要联系生活的思想,他在《作文论》里说:“这源头很密迩,很广大,不用外求,操持由己,就是我们的充实的生活。”他与夏丐尊先生30年代合写的《文心》里,也很强调语文教学与生活的结合。这本书所展示的语文教学与抗战联系这个特点是很鲜明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编写的多套教材中,有的也注意语文教学与生活的联系,例如1956年初中《文学》课本就提出“认识生活”的教学目的。这几年在蓬勃兴起的教学改革中,语文教学要联系生活的思想受到一些同志的重视并发挥着很好的效益。 国正同志指出:“吕叔湘先生讲过语文教学存在少慢差费。但是,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很难。依我看,原因之一就是把语文教学限制在狭小的课堂范围内,不重视与生活相联系。我在各地看到的许多教例证明,语文教学一旦与生活联系,马上就生动活泼起来。” 语文教学与生活结合,在主要立足于语文课堂的同时,“还要看到其他各学科,看到校园、家庭和社会,充分调动并利用广阔天地中有利于语文教学的因素”。此外,“善于捕捉住学生所关心的事情,捕捉住学生中的热点问题,因势利导,进行语文教学,进行读写听说训练”,也是语文与生活联系的途径之一。 前面说过,这本集子里边谈到的问题很多,上面只是就它的突出的两点内容,作了些简单的介绍。另外,在作文教学论和阅读教学论中,在一些书籍的序跋中,在人物记述和诗文赏析中,等等,也有很多好的见解。国正同志是语文教育家,又是诗人和杂文家(笔名刘征)。因此,他的著作,即使是论文,也带着诗人的热情、机敏和杂文家的幽默、警辟。这本集子里的文章,不仅有说眼力,而且有感染力。 我从60年代中期踏进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大门起,就长期跟随国正同志。他对我的帮助,可以说既实又活。“双方都欲罢不能,其乐融融。”可惜我长进甚少。但我还不甘落后,总想从国正同志那里多学一些东西。这次不揣浅陋,为这个集子作序,又重新学了一次。 相信这本书的问世,会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 (顾振彪) |